米塞斯的“行动学”

导读:

“行动学”是米塞斯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

谨以此短文纪念米塞斯（1881.9.29-1973.10.10）136周年诞辰。

“行动学”对应的英文是“Praxeology”。

“行动”包含目的与手段，“行动人”是对人的最一般性的假设，或者说是对人本质特征的概括，也是最一般性的“理性”定义。

它假设人是有目的的，总是想“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不适”，行动总是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发生的，也是一个花费时间的过程，这一假设显然是非常“现实的”。

“行动学”暗含或预示了主观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企业家精神，以及一套包括价值、价格和利润等等的概念体系，在这个概念系统上可以“导出一切逻辑推理的结论”。

“行动学”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人的“共同的心智结构”假设，这个假设意味着人拥有通过内省与理解来获得确切法则的能力。

“行动学”是在确切假设的基础上，依靠逻辑推演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逻辑是行动人的特征，也是经济学家主要使用的方法。

行动的成功有赖于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人所了解的因果关系当然也有可能是错的。

“经济计算”是行动人的重要特征，人的“行动”必须借助于“经济计算”，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人，要想知道怎么做才能将他的资源配置到最能减少他的不适的环节中去，必须借助于经济计算。但只有利用货币价格，经济计算才有可能，没有价格，也就没有“经济”可言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关于“可以计算”的这部分行为的一套理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由于无法进行经济计算，这也就意味着其资源不能得到优化的配置。

米塞斯区分了行动学与历史的关系。

行动学作为行为的通则，是一套概念体系，是纯形式的，它不处理行动的内容，只处理它的纯形式和它的范围。人的行动中的偶然性和环境特征，则是历史所要处理的问题。行动学的建立也不依赖于历史，“历史”不会教我们任何通则、原则或法则，我们无法从历史经验归纳中得到关于人的行为和政策的任何理论或定理。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人们都要利用行动学的知识来认识和理解发生在他身边的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每个行动人都是历史学家。历史研究都是理解之上的重建性研究。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考察，是因为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制造历史事件”的人和“研究历史事件”的人有共同的心智结构。

行动学公理是先验有效的，它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求助于经验的证明，相反，经验依赖于先验的行动学知识，人的行动本身也具有先验的性质，我们的头脑里总是先有概念、范畴和理论，如此，才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若没有先验的知识，我们甚至无法行动。

行动学是先验的理论，但“先验”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涉，行动学公理本身的先验性与人获知行动学知识的某种经验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人不是天生就知道行动学公理，经验、内省和后天学习对于认识先验为真的行动学公理都是非常必要的。“经验”具有“主观性”和在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的特征，他人并不需要经历同样的经验才能理解他人的经验。

有人可能要问“假如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都说自己是从先验的公理中推演出来的，这时又该如何选择？”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在行动学的大厦中，不可能存在两个相互冲突的理论体系，人们可以根据其前提假设和逻辑推演去判断何者是正确的，错误的逻辑不可能长存。米塞斯相信杰出人士会把错误的逻辑驳倒，而“发展”正是有赖于正确的思想的传播，相比之下，哈耶克则更强调人们通过经验来获得知识。

哈耶克认为，米塞斯的行动学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可以说是相容的，在他看来，对一种模式的抽象描述，例如逻辑和数学所提供的描述，总是演绎和分析性的；可验证是指这种模式是否能在特定场景中被找到。理论在特定场景下的应用能力取决于事实是否存在，这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米塞斯与波普尔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认可理论先于经验，逻辑是经验知识的基础，假如没有规律性与因果关系，科学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理论和经验”的认识上，波普尔否认理论是先验有效的，而米塞斯坚持经验不能用于证明和证伪理论。

他们二人各自分属两套不同的范式，相互之间并非对立、对应关系。米塞斯的行动学公理是最一般抽象意义上的“理论”，即便使用证伪方法的研究者，也同样需要使用行动学公理。经验本身也是行动人的产物，行动人的行动是其主观活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经验是不确定的，并且不同的人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不同，所观察到的经验不同，难免会有不同的“证伪”，这就相当于无法用经验来证明或证伪理论。波普尔的证伪对“实体论”意义上的“理性”（无数个体日常活动中所运用的理性）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不适用于“行动学”意义上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对人最本质特征的认识，是非经验的假设，当然，也可以说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假设。因此，证伪的方法对这种理性来说是不适用的。同样，哈耶克的“理性不及”也不是对米塞斯“理性”的否定。

行动学不是“还原主义”，相反，它为探讨互动的行为及演化提供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之基础，若要研究互动的行为，必须要有行动学知识。指责米塞斯忽视“演化”是不公正的，行动学为“演化”的思想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假如否定了米塞斯行动学意义上的理性，那么就为行动的“整体主义”（holistic）铺平了道路，后者认为个体行为不是由他自己的理性计算决定，而是由独立于个体的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控制着他们的头脑和决策。行动学（经济学）知识非常重要，假如没有这些知识，那么演化的结果是悲剧。演化的前提条件是自由，行动学提供了自由的原则，行动学与演化形成的具体知识构成了互补关系。实际上，“演化”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制度的演化和观念的演化，二者相辅相成。

“行动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作为认知科学的行动学，它提醒人们要寻找并遵循可靠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二是在“行动人”假设基础上推演出来的一系列理论，它是对人的行动规律的总结，其中代表性的就是米塞斯的《人的行动》，要提醒的是《人的行动》这本书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命题，人们仍然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也意味着“行动学”是开放的，也有待进一步的完善。